过眼乱运(20)——《活着》/《一个都不能少》
与现在的快乐相比,张艺谋拍《活着》的时候,一定不太快乐吧。这是一部没有公映的电影,但也是他最努力,最投入,最用心,更是他拍的最优秀的一部电影。尽管电影在国际上得到认可,葛优也因为在其中异常完美的表演而获得了戛纳影帝,但张艺谋对电影在国内遭遇的失望也可想而知。现在,我们可以拿《活着》的改编与《一个也不能少》的改编做一下比较,看看张艺谋是如何得到快乐的。
电影《活着》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。小说讲的是地主的儿子福贵,解放前因嫖赌而败家,气死了老爹。后被抓壮丁,国民党溃败,回到家中,一贫如洗。解放后,历经大食堂、大炼钢铁、自然灾害、文化大革命。其间,儿子在给县长老婆输血时因抽血过量而死,女儿在医院里生孩子时死去,妻子随后病故,女婿在工地上被水泥板压死,外孙因饥饿贪吃过多的豆子而撑死。最后只剩他一人,孤苦地活着。小说以黑色幽默的笔调,缓缓地叙述着这一切,解析着生命中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:死亡。尽管各种别人碰到一次就可能难以承受的天灾人祸不断降临,但主人公在自述之时,竟有一种“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”的安详;尽管是一个人的、极其特殊的故事,但读完之后,我获得的,是一种宏观的,没有界限的,对整个生命和命运的感悟。
改编后的电影侧重点则有所不同。它把主要时代背景放到了两次政治运动——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——之中,并与两次死亡紧密地结合起来:福贵的儿子因参加炼钢活动过于疲劳,睡在墙脚,被倒下的墙砖压死,而墙又是被指挥炼钢几天未睡的县长倒车时撞倒的;福贵的女儿死于产后大出血,当时医院的大夫们都被关进了牛棚,红卫兵们无法处理这一突发情况。电影到此戛然而止,于是,政治运动带给中国人的灾难便凸显出来:不仅毁灭了生命,而且扼杀了希望。电影没有获准通过的原因,或许就在于此。
《一个也不能少》改编自小说《天上有个太阳》:学校的王校长和张老师,将被父母逼着嫁给某老板以还债的学生王小芳保护起来。该老板到学校抢亲,小芳怕连累学校老师,只身进城打工。老师到城里寻找,贴寻人启事,到电视台呼吁。校长卖掉了母亲的寿木,老师把结婚的储蓄取出,各方面想方设法替小芳家还了债。小说中,有农村的暴发户,有贪污仗势的乡长,有为了还债卖儿卖女的农民,但没有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天降的青天。乡长扣发了学校的奖金,抢婚打人的凶手无人追究,电视曝光也无济于事,恶势力勾结依旧;但人们不妥协,不屈服的精神依然给人以勇气和希望。
改编后的电影,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:一个被临时拉夫权充代课教师的农村大女孩,入城寻找丢失的学生,处处遇到冷漠的城市人。她孤身奋战,屡受挫折,直到贵人(电视台台长)相助,在荧屏上哭诉一番,城市人的良知忽然被感召,大家找学生,捐款物,护送着两台电视和师生二人“凯旋”回乡。于是我们看到,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被简单化了,严酷的社会现实被温情化了,农民面对的各种苦难被抹去了,城乡之间巨大的鸿沟被填平了。本来因种种矛盾“一个也不能少”而精彩的故事,变成了“一个也不能多”的平庸的电影。剩下的,只是一座独立山头的校舍,一个孤身抗争的女孩。
两部电影改编的差别显而易见。用一个词可以总结这种差别:堕落。
这是一个不需要批判,只需要赞美和讴歌的世界;这是一个不需要思想,只需要欲望和金钱的世界;这是一个不需要泪水,只需要欢笑和掌声的世界。所以,让我们跟着张艺谋一起堕落吧,堕落到不知好歹麻木不仁,我们才不会批判,不会思想,更不会流泪,而只会幸福,满足和快乐。愈堕落愈快乐。